哈民遺址博物館。 哈民遺址房址發掘平面圖。

哈民遺址探方示意圖。

　鷹嘴紐麻點紋陶器。

陶豬。

　　哈民遺址位於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科左中旗舍伯吐鎮境內，距今5500—5000年，屬於新石器時代，2011年被國家文物局評為“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被中國社會科學院評為“全國六大考古新發現”之一，2016年，獲評內蒙古自治區首批十大考古遺址公園稱號，2019年被國務院核定並公布為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哈民遺址的發掘，實証了在中華文明起源的過程中，西遼河流域科爾沁地區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發源地之一。

　　探尋：中國史前先進的聚落

　　盛夏草原，碧波蕩漾，野曠天低，長調空靈，古老的西拉木倫河靜靜流過科爾沁草原。位於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科左中旗西部的哈民艾勒嘎查，南望西遼河，北靠新開河，距通遼市區50公裡，居於大興安嶺東南邊緣，科爾沁草原腹地。

　　2010年春夏之交的一天，哈民艾勒嘎查一位王姓牧羊人放羊時發現了一些陶器的殘片，用手再往下挖，一個完整的陶罐顯露出來。“沙地出寶啦！”消息像風一樣迅速傳開，引來附近的村民前來挖“寶”。

　　在通遼市文化局文物科、科左中旗文化局等部門的協作下，時任內蒙古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的吉平帶領內蒙古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員立即趕往現場。吉平回憶道：“我們趕到時，還有人在盜挖，遍地是坑，坑很深，到處都是陶片、石器、骨頭等。”吉平的職業敏感性告訴他，“這個遺址一定很重要”。從2010年發現到2014年的五年間，吉平帶領考古工作者對這個遺址一共進行了5次發掘，發掘面積8200平方米，清理出房址、灰坑、墓葬、環壕以及人骨遺骸，同時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骨角蚌器等1000余件珍貴文物，以及大量的碳化黍、粟、大籽蒿、大麻等植物種子。

　　吉平介紹，哈民遺址的房屋群坐落在一片相對平坦的沙地中，保存狀況良好。經過探定，該遺址年代為距今5500年至5000年，屬於新石器時代。

　　根據氣象資料記載和考古發現，5000多年前的科爾沁地區，氣候逐漸變暖。豐茂的水草，“野蠻生長”的野生動物和植物，為哈民先民的生存發展創造了條件。

　　著有《哈民遺址遠古大揭秘》一書，被譽為“哈民文化”守望者的王明義告訴記者，哈民遺址出土的農作物種子，經專家鑒定屬於粟、黍和大麻，可以認為哈民遺址的農業特點是以種植旱地作物粟和黍為主。而糜、黍遺跡和石斧、石磨盤等生產生活工具的發現，說明哈民時期農業已經比較發達，哈民先民當時已經吃上小米和黃米。

　　遺址出土了哺乳動物類、爬行動物類等種屬豐富的動物骨骼，同時在聚落內的房址、灶台等發現了大量燒痕骨骼，“可以判斷，狩獵和漁撈在當時哈民人的生活中應該仍然是重要的生存手段。”王明義說。

　　從新石器時代器具的制作工藝到用法，從史前人類居住的房屋構架到他們罹難原因的探究，王明義在《哈民遺址遠古大揭秘》中給出解答：“八十一座房屋整齊地向一個方向成排分布，讓我們可以大膽猜測，那時他們就已經懂得部落規劃了”“這些火塘足以解釋清楚五千多年前的人類是怎麼生火、怎麼防寒保暖度過漫長冬季的”……

　　聚焦：業界研究熱點

　　在遺址發掘兩年后， 2013年8月28日，由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考古研究所聚落研究中心、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科左中旗委政府聯合舉辦的哈民遺址現場學術研討會在通遼市舉行，來自中國社科院、國家博物館等考古界的40余名專家學者參加研討。

　　“關於哈民遺址文化遺存的文化性質，個別學者認為，系紅山文化的一個地方類型，不妨命名為紅山文化哈民類型，但是，多數代表認為可以命名為一個新的考古學文化，即哈民文化。該文化陶器的突出特征是以筒形罐、小口雙耳壺、缽碗和素面灰陶小口罐等為基本組合，陶器器表以麻點紋最常見。”當時擔任會議主持人的吉平回憶說。

　　參加研討會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楊鴻勛認為，哈民遺址發掘的房屋，清楚地展現了房頂構件的遺跡，使復原房頂和結構有了真實的依據。根據發掘結果，楊鴻勛復原哈民房屋的結構是：半地穴建筑，靠牆壁內側立柱、在柱上架梁、在梁上架檁、在檁上綁橫棍以固定傘狀的房頂，長長的房檁，一端朝向房頂，另一端斜立在地面上，致使半地穴牆壁內側的邊上，留出一定寬度的台面，可供擺放物件。

　　內蒙古民族大學歷史專業副教授、西遼河文明專家工作站首席專家張鐵男介紹：從遺址發掘出的81座房址來看，5000多年前的哈民人就已經擁有了“城市規劃”和“建筑設計”的能力。哈民聚落的空間布局規整，屬於完整的史前聚落形態。

　　與會專家分析認為，從出土的蚌飾、蚌鏈等蚌器制品看來，哈民先民們已經具備一定的審美情趣，並熟練掌握打磨、鑽孔、定型等技術，制作出了精美的裝飾品。

　　“哈民遺址還出土了不少玉器，玉璧、玉璜、玉墜飾件等都造型精美，質感溫潤，絕大多數出土於人骨集中的房址之內，這意味著玉器應該是哈民先民隨身佩戴的裝飾之物。而面積較大的房址中出土玉器最多最集中，似乎也說明，當時的哈民人已經有了身份地位和貧富之間的差別，階層和等級制度已經出現。”曾經參與過哈民遺址考古發掘的吉林大學考古學院教授朱永剛說。

　　考古學家將哈民遺址的意義歸納為“三大史前考古奇觀，一大改變”，即中國考古工作中首次在北緯43度以北地區發現的最大聚落﹔完整的房屋木制結構、痕跡在中國首次發現，世界罕見﹔一座18平方米的房子內至少有97例人骨遺骸在中國是首次﹔被確認為全新的考古學文化即“哈民文化”，改變了把科爾沁歷來視為蠻荒之地的說法和認識，充分地証明這個地區是五千年中華古文明的發祥地之一。

　　開啟：五千年文明的塵封記憶

　　這是一座造型簡約的遺址博物館。站在標志性建筑“房梁”的右側，記者看到，在建筑面積達4700多平方米、跨度65米的遺址展示館中沒有一根梁柱，完全使用桁架勾現出簡潔的線條，支撐起整座建筑。

　　“回歸簡單，注重寫意，隻為最大限度地還原歷史，使人們能夠感受到扑面而來的歷史真實感與滄桑感。”科左中旗哈民史前聚落遺址服務中心主任董哲說。

　　2016年8月19日，內蒙古哈民考古遺址公園開園。“這是對哈民聚落遺址搶救保護的新起點、新開端。今后要進一步加強哈民考古遺址公園的建設，讓內蒙古哈民考古遺址文化走向全國，走向世界。”時任文化部黨組成員、故宮博物院院長、中國文物學會會長的單霽翔到會致辭說。

　　在哈民遺址博物館展廳，一隻呈黑褐色陶豬十分引人注目。“這是一頭被馴化之前的野豬形象，也被我們稱為‘中華史前第一美陶豬’。陶豬也是哈民遺址出土的唯一一件以動物為主體的圓雕陶器。”董哲說。

　　吉平介紹，哈民遺址出土的文物多有中原地區文物的影子。比如出土的鈄，有山東大汶口文化的影子﹔出土的陶壺，屬於典型的仰韶文化（廟底溝二期），等等這些均說明，當時的人們在精神層面上有共同的符號、信仰。從審美、生活習慣、符號崇拜上，人們有了一個根或共同的旗幟。“哈民遺址的發現和發掘為中華文明探源項目提供了一份非常豐厚、非常有價值的實物資料。”吉平說。

　　“由於哈民遺址所在的科爾沁草原位於遼西地區、鬆嫩地區和吉長等地區的交匯處，故其所體現的文化內涵具有本土文化特征的同時也受到了周鄰地區先進考古學文化的強烈影響。哈民遺址的發掘為研究科爾沁草原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也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產生重要意義。”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蓋之庸說。

　　通遼市文化旅游廣電局黨組書記、局長白立柱認為，西遼河流域是多民族雜居、多種文化元素薈萃之所。自古以來，這裡就是溝通東南西北交通的“大驛站”，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大融爐”。特定的自然地理條件和人文歷史因素結合，便形成了這裡相對獨立的區域文化單元——西遼河文化。

　　“初期的中華文明實際上是在黃河、長江和西遼河流域等地理范圍內展開並結成的一個巨大的文明叢體。在這個叢體內部，各區域在其文明化進程（即從文明起源到形成和早期發展過程）中呈現出各具特色的多元局面。”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歷史學部主任，中華文明探源工程（2001—2016年）首席專家王巍說，“中華文明在起源與早期發展階段形成的互相借鑒和兼收並蓄能力，成為其持續發展的動力源泉，從中孕育出共同的文化積澱、心理認同、禮制傳統，奠定了中華文明綿延不斷發展的基礎。”

　　（內蒙古日報社融媒體記者　武峰　郭偉偉 實習生 依茹）

　　（本版圖片由哈民史前聚落遺址服務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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