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遼河下游段。王金 攝

哈民遺址保護展示館館內遺址。曹雲鵬 攝

開魯元代白塔。王金 攝

南寶力皋吐墓地全景。王金 攝

陳國公主與駙馬合葬墓出土的龍鳳魚形玉佩。（一組6件）

吐爾基山遼墓發現的金耳墜。

南寶力皋吐墓地出土的陶刺猬。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結構特征是5000多年中華文明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厘清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創中華文明的歷史過程，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有效途徑和根本方法。

　　2018年5月28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公布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並指出：“距今5800年前后，黃河、長江中下游以及西遼河等區域出現了文明起源跡象。”西遼河文明與黃河文明、長江文明一道，成為中華文明的三大源頭。

　　西遼河流域是各民族的共同家園，各民族共同開發了西遼河，共同發展了西遼河文明，西遼河流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見証。近日，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和旅游廳與內蒙古日報社聯合打造的《北疆文旅》專刊組深入西遼河流域，與多位專家學者座談交流，開啟了西遼河流域的探秘之旅。

　　西遼河文明的源起

　　遼河是中國七大江河之一，西遼河是遼河正源。西遼河上游有兩大支流，老哈河和西拉木倫河，也是西遼河的兩大源頭。兩河匯合后，形成干流始稱西遼河。

　　20世紀后期，中國考古學家向世界揭示了數千年前誕生在西遼河流域的文明。距今約8000年的興隆窪文化，已經有了以種植粟黍為特色的旱作農業，此后的趙寶溝、紅山、小河沿等一系列被考古學界命名而備受矚目的史前文化相繼發現，先民叩石墾壤、刀耕火種，沿著西遼河大小川流播撒著文明之光。

　　對西遼河早期文明的探究，幾乎伴隨著中國考古學百年來的發展歷程。自中國考古學創立之時起，國內外學者就密切關注紅山文化，由此開啟了早期西遼河文明的考古學探索。

　　西遼河流域的人類歷史可以追溯到距今1萬多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晚期。進入新石器時代，原始農業漸漸萌芽，人類開始定居、建筑房屋、發明陶器、飼養家畜、加工石器和玉器、創立早期宗教禮儀。這些文明因素的積累，加快了邁向復雜社會的腳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以多學科綜合研究成果証明：距今5800年左右，在長江下游、黃河中下游和西遼河流域社會文化發展比較先進的地區，已經進入早期文明社會。

　　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在《中華文明的新曙光》中寫到，在中華民族形成這個重大問題上，考古學的認識曾經有過偏差，表現為過分夸大中原古文化而貶低了北方古文化，遼河流域的考古發現則把中華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這裡可謂“文明太陽升起的地方”。

　　中國西遼河流域新石器時代的兩個文化高峰，分別是興隆窪文化和紅山文化，到距今約4000—3500年的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西遼河流域進入高級文明社會。“西遼河流域在中華文明起源進程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和突出，它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堅實基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知名紅山文化專家劉國祥說。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

　　西遼河流域是自然地理概念，指西遼河及支流的地理面積。它基本位於我國東北地區西南部，北以鬆遼流域分水嶺為界和嫩江流域接壤，東接東遼河流域，南臨遼河干流和大、小凌河，西與七老圖山、努魯兒虎山、醫巫閭山和灤河流域毗鄰，流域面積13.8萬平方公裡。

　　對於西遼河流域歷史的研究，傳統上多集中於遼金元時期的政治史和歷史地理領域。林榮貴的《遼朝經營和開發北疆》關注了遼朝對西遼河流域的開發﹔任愛君的《遼代的契丹本土風貌》主要涉及了西遼河流域契丹本土的歷史﹔韓茂莉的《草原與田園——遼金時期西遼河流域農牧業與環境》探討了遼金時期西遼河流域的經濟活動從以游牧業為主向農業佔主要地位的轉變，揭示了農業開墾與環境變遷的互動特征。杜家驥的《清朝滿蒙聯姻研究》以滿蒙聯姻為主線，探究了聯姻對清朝統治的建立與鞏固及邊疆治理的影響、聯姻對民族融合的重要意義。

　　張博泉在《中華一體的歷史軌跡》一書中，將歷史上的邊疆地區少數民族與中原地區漢族置於一個整體內的同等地位，從共同發展和共同意識形成的具體歷史過程入手，進行了多方面的深入探討，最先提出“中華一體論”。費孝通明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觀點，並把內蒙古農牧業交錯地帶和東三省交匯區（包括西遼河流域）稱為“民族走廊”。

　　西遼河文明研究專家工作站首席專家張鐵男說：“‘西遼河文明’是人文歷史地理概念，是以西遼河流域為核心區域的區域性文明，在綿延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史上佔有突出重要的位置。論述‘西遼河文明’要放到中華文明五千年的歷史大背景下參照。”

　　西遼河流域一直繁衍生息著諸多民族，如漢、匈奴、東胡、鮮卑、契丹、奚族、女真、蒙古、滿族等。西遼河流域是各民族的共同家園，各民族共同開發了西遼河，共同發展了西遼河文明。

　　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

　　自古以來，中原和邊疆人民就是你來我往、頻繁互動的關系。秦代以來，既有漢民屯邊，又有邊民內遷，歷經幾次民族大融合，共同開拓著腳下的土地。遼宋夏金都被稱為“桃花石”，非常精辟地論述了歷史上各民族之間交往交流交融的主流內涵。

　　公元917年，契丹族人耶律阿保機在西遼河流域建立了遼政權。當時，中國呈現多政權並立的局面，遼在與北宋王朝的對峙中佔據主導地位，並且提出了自己是“中華正統”的理念。這樣，就打破了此前以長城為界、“內中華而外夷狄”的傳統觀念，把“中華”的地域擴展到長城以外。到了明代，蒙古人科爾沁部來到西遼河流域，從此這裡有了科爾沁草原這一名稱。在清王朝建立和鞏固的過程中，清皇室與蒙古人科爾沁部的聯姻成為滿蒙聯盟的重要內容，由此，西遼河流域各民族完全融入了中華民族大家庭，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最終形成。西遼河流域的科爾沁部落全程參與了這一歷史過程，並發揮了積極而關鍵的作用。

　　內蒙古民族大學法學與歷史學院教授、中國世界古代史學會理事田明認為，內蒙古自治區是我國最早成立的民族自治區和模范自治區，深入開展西遼河文明研究，可以為學術界系統地討論西遼河文明社會復雜化進程、社會組織結構、區域文明起源特征等提供一定的學術材料支撐﹔深入探討西遼河文明在中華文明形成和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進一步認識多元一體中華文明中的“西遼河元素”，豐富並完善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理論體系，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歷史依據和現實參考。對西遼河流域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進行深入研究，有助於更深刻地理解中華民族共同體是在歷史上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基礎上形成的，彼此密不可分，進而描繪出一幅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畫卷。（內蒙古日報社融媒體記者 武峰 郭偉偉 王林喜）

　　（圖片除署名外均由通遼市文化旅游廣電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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