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博物院大窯遺址地層剖面展示。

大窯遺址遠眺。

汪宇平在大窯遺址四道溝。

大窯遺址地層剖面。

大窯舊石器時代遺址是我國一處罕見的大規模舊石器時代石器制造場，發現於一九七三年，一九八八年一月國務院公布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該遺址發現以來，經多次發掘，發現大量舊石器時代早、中、晚期和新石器時代的遺跡、遺物，其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命名為“大窯文化”。該遺址第四紀地層發育全面，特別是四道溝內第四紀地層剖面更為典型，整個遺址對探討我國北方地區人類文化的起源和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大窯遺址碑文

罕見的大型石器制造場

從呼和浩特市出發，驅車往東33公裡，便來到新城區保合少鎮大窯村。大窯村村口矗立著的柴門和石器造型，把人們仿佛一下子拉回到了鴻蒙初辟的遠古時代。

大窯村地處大青山前丘陵地帶，這裡海拔1420米，佔地面積約2平方公裡，大窯遺址就位於大窯村的南山上。

大窯村南山，崗阜起伏，溝壑縱橫，登高遠眺,大窯村盡收眼底。山腰以上土層稀薄、遍布花崗片麻岩和燧石(俗稱火石)。這些石頭質地堅實，是打制石器的絕好材料。山腰以下堆積甚厚的黃土層，由於長期的雨水沖刷，在南山陰坡從東往西依次形成八道沖溝，使地下埋藏的遠古石器顯露出來。

大窯遺址核心范圍的遺址群，囊括二道溝、四道溝等眾多舊石器時代遺址地點，年代最早可追溯至距今50萬年前，相當於北京周口店中國猿人的時代。

大窯遺址內多燧石資源，是一種相對較為適合制作工具的原料。古人類長期在此採集石料、預制石核、打制石片和加工石器，使其具有石器制造場性質，是目前中國可確認的唯一的舊石器時代早期石器制造場遺址。

在綠樹與青草掩映中，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大窯舊石器時代遺址碑，靜靜地矗立，向世人述說著迄今為止，我國發現的年代最早、規模最大的古代石器制造場的前世今生。

在不遠處的四道溝西側，考古專家挖掘出高達16米的地層剖面，剖面土質層次分明，雖然無字，但鮮明記載著大窯文化的歷史年代，即人類舊石器時代早期到新石器時代晚期，50萬年到1萬年前的漫長歲月和地球所經歷的千萬年滄海桑田的變化，是一部令人難以讀盡的“無字天書”。

從事考古工作32年，專注於大窯遺址研究的內蒙古博物院研究員汪英華告訴記者，由於舊石器時代的生產力低下，古人類活動極大地受制於自然環境，因此黃土地層的研究對舊石器遺址年代與環境背景的研究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

“大窯石器制造場的發現，說明史前的大青山南麓，生活著一群靠打制石器、狩獵、採集為生的古人類。而大量的出土遺物証明，這裡是一處極其豐富的史前文化遺址，它包括四個時期，即舊石器時代早期、中期、晚期和新石器時代晚期。在同一處地層保存有四個歷史時期的文化，在國內外可以稱為‘極其’罕見。”汪英華說。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孫金鬆認為，大窯遺址作為內蒙古目前已知的年代最早的舊石器時代早期遺址，同時也是中國北方舊石器時代早期遺址之一，其獨特的文化特點為研究中國早期人類生計方式、技術特征的復雜化進程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大窯遺址以其科學可信的地層關系和豐富多樣的遺物，有力地駁斥了西方關於中華民族起源單一論和外來說的謬論，考古出土的實物材料証實了內蒙古自古以來就是人類繁衍生息之地，並早早地與周口店人一起為‘滿天星斗’式的中華文明起源奠定了基礎。”孫金鬆說。

與“北京人”共處同一時期

最早發現大窯遺址的是內蒙古考古、博物館學界奠基人之一汪宇平先生。汪宇平早年就讀於復旦大學，1951年，汪宇平來到內蒙古自治區文教部，成為內蒙古的第一代考古工作者。

上世紀50年代,汪宇平首次發現薩拉烏蘇舊石器時代遺址,幾十年來潛心研究總結認為，古代大青山區域水草豐美，動物成群，食物易於獲得，適宜生存，古人類在生存過程中離不開優質石料，特點是硬度大有韌性，隻要通過對有優質石料地點的尋找，就容易發現古人類活動的場所。

從1973年春天開始，汪宇平開始騎著自行車在大青山山區、丘陵地帶考察，於當年10月在大窯村南坡的二道溝和四道溝陸續發現了數量可觀的石器和動物骨化石。他意識到，這裡埋藏著大量的古人類遺跡！

1976年9月，由內蒙古博物館、內蒙古文物工作隊和北大考古系共同組成的考古發掘隊，在中國著名考古專家呂遵諤的指導下，對大窯遺址二道溝地點進行了發掘。曾經發現“北京猿人”，中國著名的舊石器時代考古專家裴文中、賈蘭坡先生也親臨大窯遺址考察，並指導發掘研究工作。

在二道溝發掘現場，兩位先生給予相當高的評價，裴文中將二道溝文化命名為“大窯文化”。

1979年和1983年，考古人員又連續兩次在二道溝及四道溝地點進行了發掘，先后出土了刮削器、尖狀器、砍砸器等數以千計的石器，此外還有石錘、石核等。在四道溝還發現了腫骨鹿化石和人類用火的遺跡。根據古地磁、放射性碳素斷代、石器型制等考古學斷代方法測定，大窯遺址年代為距今50萬年至1萬年前。

經專家學者對大窯遺址進行多次考古發掘與研究，劃定了大窯遺址的分布范圍，確定了大窯遺址作為大型石器制造場的曠野型遺址屬性，判定遺址最早年代屬於舊石器時代早期，奠定了大窯遺址作為中國北方乃至東北亞地區最重要遺址之一的重要地位。

2004年，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正式公布大窯遺址保護范圍（內政字[2004]167號），遺址分布面積2平方公裡以上。同時，原內蒙古博物館與中國遺產研究院（原中國文物研究所）合作完成《內蒙古自治區大窯遺址文物保護規劃》，於2005年經國家文物局審批通過（批號：文物保函[2005]549號），成為我國第一個完成保護規劃的舊石器時代曠野型遺址。

內蒙古博物院院長陳永志說，大窯遺址的發現，將內蒙古地區古人類活動的年代推溯到了舊石器時代早期，証明了北方陰山之南也已有原始人活動，他們與舉世聞名的中國周口店“北京人”共處同一時期。大窯遺址的發現，實証了中國百萬年的人類歷史，說明中國的北方草原地帶也是人類的重要起源地之一，由此開啟了北方草原地帶人類文明起源的時代序幕。

找到先人走向文明的實証

在內蒙古博物院二樓一間工作室見到汪英華時，他正在一塊石料上反復敲打著，地上滿是殘留的碎屑。

孫承祖業。汪英華傳承著爺爺汪宇平開創的關於史前文化的探尋研究，一直深耕不已。

汪英華說：“石器是如何制作的，在制作技術上如何反映出古人的聰明才智，今天，當我們將不同時期的石器擺放在一起的時候，50萬年的工具發展史躍然展現，是今天我們了解先人如何從蒙昧走向文明的實証。”

2011年，內蒙古博物院和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合作建立“內蒙古舊石器研究中心”，四年間對大窯遺址制定了新一輪的考古發掘和研究計劃，都有一些重要收獲。

從2016年起，在內蒙古博物院的支持下，汪英華建立起石器打制實驗室，模擬不同時期古人類打制的石器。目前，實驗室已經可以模擬制作出距今50萬年至距今5000年不同時期的石制品。

“這為辨識不同時期先人石器制作技術的發展與演變學找到了科學的依據，同時復原的石器制作過程，為博物院石器時代展覽中觀眾提出的可視性差、無法理解為何叫做石器、太過專業化等問題找到了解決辦法。”汪英華說。

在大窯遺址發掘研究保護的基礎上，汪英華等區內外考古專家學者又將視野擴展到內蒙古的中東部地區，踏上尋找人類文化基因之路。一些學者走出學術象牙塔，在遺址保護、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博物館展陳、科普教育等方面也積極介入並發揮重要作用，社會作用日益彰顯。

2018年，由李鋒、陳福友、汪英華、高星等老中青三代考古專家由於在《晚更新世晚期中國北方石葉技術所反映的技術擴散與人群遷移》《歐亞大陸最東端的莫斯特遺存：內蒙古金斯太遺址研究》等方面建樹，榮獲第二屆中國考古學大會研究成果獎（金鼎獎）。金鼎獎是中國考古研究領域的最高獎之一。

自治區文化和旅游廳黨組成員、文物局長曹建恩指出：舊石器時代考古學在中國經歷了近一個世紀的發展歷程。目前已發現古人類遺址逾2000處，涵蓋距今200多萬至1萬年的各個時段。內蒙古地區的舊石器時代考古起步較早，在中國考古史上最具有突出地位。

6月18日下午，自治區文化和旅游廳黨組書記、廳長胡豐一行赴呼和浩特市大窯文化遺址等地調研文物保護與利用工作。他強調，大窯文化是呼和浩特市這座城市的最古老傳承和記憶，要系統做好大窯文化挖掘、資源保護和開發利用等工作，各級各部門要深入學習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上的講話精神，高度重視考古工作，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提供堅強支撐。

（內蒙古日報社融媒體記者 武峰）

（本版圖片由內蒙古博物院及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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