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墓山新石器時代火種罐。

王墓山新石器時代彩陶缽。

王墓山新石器時代石磨盤。

　王墓山遺址全景。

　王墓山遺址房址。

　　石虎山遺址採集物。

　　石虎山遺址全景（東南-西北）。

　　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中華民族輝煌燦爛的文明史上，伴隨著人口的遷移流動，各民族共同開拓了我國遼闊的疆域，強化了經濟上的相互依存，促進了文化上的兼收並蓄，增進了情感上的手足情深，逐漸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

　　烏蘭察布市涼城縣岱海遺址群就見証了距今6000—4000多年前仰韶時代和龍山時代的人口大遷移與文化大融合，見微知著、以小見大，透過一個個聚落遺址，我們仿佛看到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脈絡。

　　氣候引發的人口遷移

　　爬上距王墓山遺址600多米的石虎山山頂，便可一覽岱海全貌。作為內蒙古第三大內陸湖，岱海的面積約50平方公裡，而在距今約6700—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時期，它的面積是現在的4倍，那時這裡氣候溫暖、濕潤。優越的自然地理位置，適宜的氣候環境，造就了獨特的岱海文化地域性，中原的先民們北上、西遷，進入岱海南岸丘陵地區，在陰坡地帶形成聚落，他們墾荒種地或從事漁獵，岱海地區的農業開發便由此開始……

　　“距今6700年至5000年，一支中原地區先民從華北平原北部沿著永定河及其主要支流桑干河，上溯移民到達岱海，另一支由晉中汾河和漢中渭河沿黃河遷徙，到達岱海地區定居。”方紅明告訴記者，正因如此，內蒙古中南部發現最早的仰韶文化早期代表性遺存石虎山遺址兩個相距不過300米的山頭，出現了文化面貌具有明顯差別的有趣現象。

　　石虎山第二座山頭出土的陶器，與河北中南部和河南北部的仰韶文化后崗類型十分相似。而石虎山第一座山頭出土的陶器除了與后崗類型有相似的部分以外，還有不少繩紋罐，表現出仰韶文化半坡類型的強烈影響，而半坡類型主要分布在陝西渭河流域，在晉中北和黃河前套地區也有許多類似遺存。這兩支不同文化類型的人口最終在岱海地區相遇，經過碰撞和磨合，發展成為這個地區穩固的新居民。

　　史前時期，人類的生存以適應環境為主，尚缺少主動改造環境的手段，隨著氣候環境的變化，各種文化的傳播方向亦發生變化。“距今4500年到4300年，由仰韶文化晚期和紅山文化交流融合，形成了相當於龍山時代早期的老虎山文化。”方紅明告訴記者，而在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的中間，有大約500年的文化斷層。

　　“岱海地區處於北方季風尾閭區東西擺動的中軸線上，即農牧交錯帶東西部的轉換地帶，地貌又有山地、丘陵、平原、沙地和台地等多種形態，再加上受湖泊的影響，岱海地區的生態環境比內蒙古中南部其他地區更為敏感。”方紅明介紹，當季風加強，氣候較為溫暖濕潤時，比較有利於人類的生存﹔當氣候變得干冷時，湖面下降，溪流干枯，森林退縮，甚至惡劣到致使人類尤其是農業民族難以生存的地步。“因此北方民族可能是由長城沿線的農業民族遷徙轉變而來的。”方紅明說。

　　聚落遺址的遠古記憶

　　涼城縣歷史悠久，早在6000多年前，遠古的先民便在這裡繁衍生息，留下了華夏祖先傍海而居的足跡。輝煌的古文明，離不開岱海的滋潤。在涼城縣3400多平方公裡廣袤的土地上，2001年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岱海遺址群，就位於岱海盆地，是新石器時期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遺存。

　　“涼城縣新石器時代的聚落遺址遺存，與中原文化同根同源、一脈相承，王墓山遺址、老虎山遺址、園子溝遺址等統稱岱海遺址群。”涼城縣文物保護中心主任方紅明說。

　　今天的王墓山遺址，是一片用圍欄圍起的緩坡，長著稀疏的樹木。如果不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石碑的提醒，看起來毫不起眼。王墓山遺址位於烏蘭察布市涼城縣西北17公裡處，北距岱海南岸2.5公裡，是岱海遺址群內重要的仰韶文化遺址。

　　方紅明介紹，在王墓山的西北坡，自下而上依次分布有三處時代不同、內涵各異的文化遺存，被分別命名為王墓山坡下、坡中和坡上遺址。王墓山坡下聚落的文化面貌與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近似，屬於仰韶時代中期。相當於仰韶時代晚期早段的王墓山坡中和紅台坡環壕聚落址，其文化內涵包括三種因素：一是以陶小口雙耳繩紋罐為代表的內蒙古中南部文化因素，二是以陶筒形罐為代表的紅山文化因素，三是以陶敞口和折腹缽為代表的仰韶文化大司空類型文化因素，共同構成了具有地區特征的海生不浪文化。相當於仰韶時代晚期的王墓山坡上遺址，根據地層疊壓和遺跡間的打破關系，可劃分出早、晚兩段。早、晚兩段房址造型相同，只是早段房址的門向西開，晚段房址的門向南開。

　　隨著仰韶文化的快速發展和氣候的復雜多變，社會結構也隨之逐漸發生變化，數百年后仰韶文化逐漸走向沒落，取而代之的是龍山文化的崛起。

　　為內蒙古地區史前文明的考古研究做出突出貢獻的考古學家田廣金在《岱海考古（二）——中日岱海地區考察研究報告集》中撰文：

　　“相當於龍山時代早期的老虎山文化遺址群，多有石城建筑。遺址的數量增多，並建在山坡向陽處，海拔較高，普遍流行窯洞式房屋，說明這個時期的氣候處於冷濕時期。這些石城聚落址，多數分布於岱海北岸，每隔3—5公裡就有一處。老虎山遺址的房址，都成排分布於經修整的層層台地上，二三間為一組，窯址分布於遺址牆外西南部。園子溝遺址的房址分布情況與老虎山遺址相似，有二三間房址組成一個院落，可能是由一個父輩和一兩個子輩共同組成了一個大家庭，說明個體家庭的鞏固。”

　　文化共同體已經顯現

　　原內蒙古文物保護中心主任吉平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內蒙古中南部地區的仰韶文化是從河南、河北、山西和陝西發展過來的，在這裡，農耕文化和游牧文化是共存共生的。這說明我們內蒙古中南部地區，在史前時代的文化發展過程當中，和中原地區的史前文化是同頻共振的，他們有發展的共同內在聯系，在精神上、文化上、歷史上，都有著內在的密切聯系，在我們整個考古過程中，我們發現有這麼一個規律：在距今五六千年之前，我們的文化共同體就已經顯現出來了。”

　　1989年至1997年，在田廣金的主持下，岱海南岸王墓山遺址的發掘工作開始進行，發現半地穴式房址24處，出土了火種罐19個。“火種罐的出現，使遠古先民減少了次次鑽木取火的繁瑣，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標志。山西芮城和河南孟津仰韶文化遺址也有火種罐的出土，和王墓山坡下遺址相比，數量比較少，器型比較簡單。”方紅明說。

　　使用火種罐保存火種的方法被稱為“火爐法”，是岱海湖畔的古人類追尋人類文明時實現的一次用火史上的革命，相較於其他地方發現的“灶坑法”，用火種罐保存火種的方法更為先進。由火種罐延續而來的火文化在岱海地區影響深遠，如今形成了“岱海聖火”的文化符號，承載著千百年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1982年發掘的老虎山遺址是典型的聚落遺址，依山勢而建，四周有石牆圍繞，是迄今發現的我國古代最早、最完整的城牆防護體系之一，標志著這裡早在幾千年前就已經進入了初具規模的城市王國時代。緊接著田廣金又帶隊發掘了附近同一時期的園子溝遺址，清理出87座窯洞式房屋，是目前全國發現的原始社會時期規模最大的窯洞式房屋遺址。園子溝遺址的窯洞帶前后屋，相當於現在的客廳和臥室，此外還在地面和牆壁上抹了白灰以防潮驅虫。因此有學者曾作出形象的比喻：“現在歷史教科書上的半坡文化遺址是土房矮屋，而涼城的老虎山、園子溝文化遺址則是高樓大廈。”

　　此外，老虎山文化的陶器也很有特點，一改以往使用平底器作炊器的傳統，首開以袋足器為炊器的先河。通過出土文物形制，考古學家們找到了從陶尖底腹斝、斝式鬲和斝式甗，到鬲的發展譜系。老虎山文化的新生事物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以鼓腹袋足鬲為代表的文化，向西南直接發展成朱開溝文化﹔向南對陶寺文化的產生和發展有一定的影響﹔向東南其影響達到先商文化區﹔再向西南影響到先周文化和劉家文化的發展。（記者 院秀琴）

　　（圖片由涼城縣文物保護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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