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帶領我們進行精細化發掘、關鍵性解剖，在保護晚期遺跡的同時又厘清了早期遺跡的平面布局和營建次序。這不僅是技術和方法，更是對歷史最溫柔的尊重。”

　　9月21日，內蒙古巴林左旗遼上京遺址，一場特殊的結業儀式正在舉行。來自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包桂紅懷著激動的心情，代表城市考古開放工地高級研修班的第十屆學員，發表結業感言。

　　2017年，由國家文物局委托和指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依托遼上京遺址考古發掘工地開辦了城市考古高級研修班。如今，研修班已連續舉辦十年、培訓了百余名學員。他們如一粒粒種子，帶著城市考古的新方法、新理念，在全國各省市的大遺址工地落地、發芽。

　　從二裡頭到殷墟，從長安到洛陽，從鄴城到開封……中國古代都城遺址數量眾多，其中不乏知名度更高、歷史文化積澱更深厚、發掘時間更長的城址。為什麼是遼上京？

　　故事要從15年前講起。

　　201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第二工作隊和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組成遼上京考古隊，開始對遼上京皇城遺址進行系統的科學發掘。

　　中國古代城址，大多是多朝沿用，所謂“十朝都會”“六朝古都”由此產生。有的城址沿用至今，被稱為古今重疊型城址，如北京、南京、西安等﹔有的城址用了一段時間即廢棄，被稱為荒野型城址，往往更有利於發掘。遼上京遺址就屬於后者，且城址保存較完好。

　　皇城西門、西山坡佛寺、宮城東門……在時任考古隊長董新林的帶領下，沉睡多年的遼上京遺址被一點一點揭開神秘的面紗。一套城市考古的新方法、新范式也逐漸成形。在2023年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展工作會上，遼上京皇城南部一號建筑基址考古發掘項目被認為彰顯了中國城市考古先進技術與理念，是中國歷史時期考古發掘的典范之一。

　　研修班的學員們開玩笑說，在這裡學到了城市考古的“三大法寶”。

　　第一個“法寶”是精細化發掘。這聽起來並不新鮮，似乎也不難，但在遼上京遺址，精細化被推向了極致，“每一塊土是哪個單位的、什麼時候的，都要弄清楚”。

　　“來的時候，認為自己是一個‘老兵’，很快就能學會，真上手了，才發現沒那麼簡單。”已在考古一線工作了20多年的學員張紅星感嘆，培訓扭轉了自己很多想法。

　　第二個“法寶”是關鍵性解剖發掘。由於多個朝代的遺跡疊壓，過去，城市考古一般遵循“見面即停”的策略——即隻發掘到最晚期的遺跡現象就停下來，不忍“破壞”上層遺跡。這固然能夠最大程度地保存晚期遺存信息，卻也讓人們無法解開更早期建筑營建的歷史之謎。

　　遼上京考古隊大膽選擇關鍵節點進行解剖，以最小的發掘面積達成學術目標，既保護了晚期遺跡，又厘清了早期建筑營建次序。這要求解剖地點的選擇必須非常精准，如同針灸必須找准穴位。因此，古建知識至關重要。項目伊始，董新林就將有古建知識背景的汪盈引入了考古隊。后來，她成為遼上京考古隊的第二任隊長。

　　在汪盈看來，城市考古最大的不同在於“系統思維”，“要有全局觀”。“一座城，幾代人，一輩子”。偌大的遺址，不可能全部發掘，更不能見到遺跡就挖。動手前，一定要有宏觀把握。“關鍵詞有兩個：一是布局，二是沿革。”

　　這兩個詞，深深印在每一名學員心裡——在他們看來，這是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法寶”。

　　不僅僅是這些。“多學科的引進、考古項目的管理方式、老師們那種極致敬業的態度，對我來說，都是重要收獲。”2021屆學員、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黃信如是說。

　　3個月左右的時間裡，學員們白天鏟土、畫圖、測繪，晚上聽理論課、整理資料、討論方案……來自不同省份、不同機構的考古人，在這裡碰撞思想、交流經驗。即便已“畢業”多年，這種交流仍在持續。

　　為什麼是遼上京？答案或許就藏在那些夯土台基裡，藏在學員們晒黑的臉上，藏在十年如一日的堅持中。遼上京遺址不是最耀眼的那個，但它恰好具備了一個理想“試驗場”的全部條件：保存完好、層位清晰、問題典型，又恰逢一支願意奉獻、願意深耕的團隊、一個開放的平台。於是，這裡成了城市考古新理念的孵化器、青年考古人的練兵場。全國城市考古的格局與生態，也在悄然發生改變。

　　十年，百余人，一座城。故事還在繼續。

　　《 人民日報 》（ 2026年10月10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