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彥飛

耿涵

康文娟

沈玉林

賈奧琳

馬憲永 均為受訪者供圖

保護好非物質文化遺產

■ 耿  涵  天津

我是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非遺研究中心主任。2022年，我受導師馮驥才先生之邀回到天津大學任教，承擔起學院新設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學”（簡稱“非遺學”）學科建設工作，同時牽頭籌建學院的新博物館。

推進非遺學學科建設，首先要培養人才。我們秉持著馮先生“把書桌搬到田野”的教研理念，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瑞安木活字印刷、南通藍印花布、天津皇會等五個非遺學田野教學基地，帶領學生開展了大量的田野調查實踐，在田野中尋求真問題，研究真問題。

非遺學同樣是一座與外界溝通的橋梁。我們在2023年聯系了國內的以及來自法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馬來西亞的50余位學者，舉行了非遺學國際學術論壇。在此基礎上，我們開設並運營了非遺學的學術網站，組建起亞洲非遺研究的學術網絡，定期開展交流研討。現在，郵箱裡經常會出現外文郵件。一些外國的學生和青年學者通過郵件聯系我們，希望能來中國學習非遺。每每看到這些真摯的文字，我高興極了。

就在我投身非遺學科建設工作的2年后，我們的非遺學教研團隊在2024年獲得了“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先進集體”。這讓我更加確信自己工作的意義，同時也鼓勵我繼續投身非遺保護研究工作。

很多非遺面臨傳承危機。說實話，非遺學科建設並非一朝一夕，也沒有可以照抄的經驗。但我們堅信，非遺學將在不斷解決非遺保護和學科自身問題的過程中變得豐滿，決定其成敗的是基於非遺價值的信念及其實踐的堅持。

我總有一種信念：保護好中國浩博璀璨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我們這代人必須肩負的文化使命。我也將始終懷揣這份使命感，不遺余力地投入到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非遺學學科的事業之中。

（本報記者  李家鼎採訪整理）

把思政課講得更有吸引力

■ 王彥飛  福建福州

我是一名90后思政課教師，目前擔任福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助理、副教授。從河南周口的小鎮一路考到清華大學的博士，如今成為一名思政課教師，每天我都在思考：如何才能把思政課講得更有吸引力，讓學生真正聽得進、記得住、能共鳴。

青年教師在教學經驗上可能有所欠缺，但在實踐中，我找到了講課的竅門：多傾聽學生的想法，多嘗試新的教學方式。我會在課堂上結合新媒體工具，用大家關注的熱點事件作為切入點，把理論講得更生動、更貼近現實。此外，作為國際關系專業的博士，我會利用專業優勢，通過中國案例與國際事例的比較分析，讓學生更直觀地理解中國道路的獨特優勢和全球視野下的時代變革。看著台下學生一雙雙專注的眼睛，別提多高興了。

慢慢地，我發現教師需要保持開放的心態，持續學習、不斷更新。思政課教師不能隻專注於書本理論，更要關注世界局勢，跟上時代步伐﹔要用心思考，更要走出去感受社會變遷。教師要全面了解國家發展和科技創新等諸方面取得的偉大成就，將切身感受融入思政課。

從學生到教師，這不僅是身份的轉變，更對我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轉型過程中，學校給了很多支持，幫助我們青年教師快速成長。在教學上，積極參加學校組織的教學能力提升活動，我入職第一年順利拿到主講教師資格。在科研上，學校為青年教師提供了系統的指導，讓我在首次申請時就成功拿到了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和省級社科基金重點項目。

未來，我將繼續努力把思政課講得更有吸引力、更有深度和溫度。我會加強自身學習，關注時事政治動態，不斷優化課程內容，讓思政課更具思想深度和國際視野。希望能把這門課講到學生心裡，助力他們真正成為有理想、有本領、有擔當的時代新人。

（本報記者  趙  昊採訪整理）

把實驗室建在草地上

■ 康文娟  甘肅蘭州

我是甘肅農業大學草業學院的一名青年教師。我與紫花苜蓿的緣分，始於黃土高原的農家院落。童年牧羊時便注意到，這種在很多國家被稱作“幸運草”的紫花苜蓿總能引得牛羊爭食，而且飼喂效果優異，產奶量高、肉質好。這段經歷，成為我日后投身草業科學的動力。

2013年本科畢業后，我進入師尚禮教授門下，專注高產紫花苜蓿種質創新與育種研究。作為全球種植最廣的優質豆科飼草，紫花苜蓿通過根瘤菌共生固氮的特性，對緩解中國飼料糧短缺、保障糧食安全具有重要意義。12年來，在師教授帶領下，我們團隊足跡遍布河西走廊多個地區，通過系統性的根瘤菌接種試驗，首次揭示苜蓿與根瘤菌存在“投緣型促生”的共生特性，據此創新提出的共生育種技術使固氮效率提升230%，為綠色農業發展提供了關鍵技術支撐。

在從事紫花苜蓿等牧草育種研究的十多年間，我和團隊成員奔赴一個又一個草場，輾轉一個又一個牧區。在甘南桑科草原的一次科考中，藏族姑娘南吉草的故事深深觸動了我。這位通過技能培訓成長為現代產業工人的牧區女兒，不僅帶動父親成為“新時代牧民講習員”，更成為脫貧攻堅的典范。而幫助他們實現蛻變的，正是我的老師師尚禮教授及其團隊。這個案例生動詮釋了科技賦能產業、知識改變命運的真諦，也堅定了我將科研論文寫在隴原大地上的信念。

目前，我所參與的紫花苜蓿育種團隊已形成老中青結合的13人梯隊。在科研中，我帶領學生多次赴金昌、定西、武威等牧草生產一線考察，帶領研究生深入田間地頭與鄉村深處，了解草業生產中的實際問題，培養他們“把實驗室建在草地上”的科研情懷。

多年的教育科研生涯，讓我對草業前輩們“扎根西部，育人育草”的家國情懷有了更深的理解，也讓我更堅定了投身草業事業的初心。未來，我將繼續為西部農牧區現代化貢獻力量。

（本報記者  宋朝軍採訪整理）

用科技守護綠水青山

■ 沈玉林  內蒙古呼和浩特

我在內蒙古農業大學擔任講師。內蒙古是我國北方重要的生態屏障，但土地荒漠化問題長期制約著這裡的可持續發展。作為一名求學工作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高校青年教師，我深感有責任參與到防沙治沙的科研攻關中。從本科到博士，我的學習和研究均圍繞木材科學與材料開發展開。

我目前參與“植物基纖維固沙改土新材料研發”項目。這個項目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在烏蘭布和沙漠的實地調研，我發現傳統的沙障材料不僅成本高，而且壽命較短，無法滿足長期的沙漠治理需求。與此同時，沙柳、葵花秸稈等本地植物資源豐富，但其利用率低。我希望通過纖維改性技術，開發出兼具高效固沙和土壤改良功能的新型復合材料。

經過夜以繼日的科研攻關，我們成功研發了一種超聲波活化的纖維預處理技術，通過超聲波激活過硫酸鹽處理木質纖維，顯著提升了纖維的吸濕性和孔隙率，纖維吸濕性提升了30%，孔隙率增加了50%。

行走在科研之路上，錢學森先生的精神一直鼓舞著我。錢學森先生提出的“沙產業”理論，將荒漠化治理與資源開發結合，讓我深刻認識到治沙不僅是生態修復，更是可持續發展的系統工程。他認為沙漠不是敵人，而是待開發的資源，這一理念啟發我在研究中注重“以沙治沙”，例如將沙區農林廢棄物轉化為固沙材料，推動生態治理與產業發展的融合。

在烏蘭布和沙漠試驗田試驗時，我常想起錢學森先生的教誨，這些信念支撐著我從纖維改性的微觀實驗走向沙漠治理的宏觀實踐。

未來我奮斗的方向是基於農林剩余物植物基材料，構建“沙障鋪設—土壤改良—植被恢復”全鏈條技術體系，推動防沙治沙從單一工程向生態系統的綜合治理轉型。作為吉林人，從吉林黑土地到內蒙古大漠，我始終堅信“生態治理無問西東”。作為一名青年科研工作者，我將繼續以纖維為媒，用科技之力守護祖國的綠水青山。

（本報記者  翟欽奇採訪整理）

破解小麥病害防治密碼

■ 賈奧琳  河南鄭州

我從小就對《三國演義》裡的謀略故事著迷，各方斗智斗勇，勝負往往在關鍵一招。而我的研究，恰好也在揭示一場別開生面的“兵法”對決——植物與病原菌之間的“攻防之戰”。

2023年6月，我從清華大學生命學院博士畢業，同年被河南農業大學作為“杰出人才”引進。作為校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和小麥玉米兩熟高效生產全國重點實驗室的青年骨干，我和同事也在破解小麥病害防治的密碼。

“植物演義”中，小麥的故事精彩不斷：當小麥病原菌來時，細胞表面有大量的“衛士”（抗病受體蛋白）可以從外表鑒別出“敵人”（病原菌一些保守的分子特征）﹔被識破后，病原菌又亮出“大炮”，直接將炮彈（效應蛋白）打入城牆（細胞膜）內。細胞內的抗病受體蛋白就像攔截武器一樣接收這些效應蛋白，並通知后方立刻戰斗……

讀博期間，我師從國際知名植物免疫學家柴繼杰教授，利用“眼見為實”的蛋白質結構解析技術，首次發現了植物自身的“免疫信使”。我們的研究成果，發表在期刊《科學》和《自然》上。這些研究經歷，為我解決小麥復雜的抗病機制提供了有力幫手。

在河南，病害一直是影響小麥安全生產的重要因素。破解小麥抗病的“兵法”，不僅是科學探索，更是守護糧食安全的重要保障。回到家鄉投身小麥病害防治，這是一個學術選擇，更是與家鄉發展的“雙向奔赴”。為推動研究進一步發展，學校支持我搭建了一個“小而精”的蛋白質功能與結構研究實驗室。短短一年半時間，校內外多位小麥抗病研究學者分別與我們開展蛋白質結構和功能研究的合作。我們也正在籌備建設蛋白質功能研究平台，希望服務更多有需求的研究人員。

四月，正是小麥生長的關鍵時期。我們將利用多種生物技術手段，深入解析小麥如何通過抗病基因抵御病原菌，揭示這場“戰役”背后的“用兵之道”，為培育更具抗病性的優良小麥品種提供科學依據。

（本報記者  張文豪採訪整理）

我們的成果正從黑土地走向全國

■ 馬憲永  黑龍江哈爾濱

從本科到博士，再到留校任教，在哈爾濱工業大學的15年時光裡，我始終與這片黑土地緊緊相依。有人問我為何堅守黑龍江？答案藏在“規格嚴格，功夫到家”的校訓裡，刻在風雪中，更融於老一輩科學家實踐報國的血脈傳承中。

在實驗室裡，我的導師常提起專業創始人蔡乃森先生的故事——他留蘇歸來，扎根黑龍江，用畢生所學推動寒區交通發展。老一輩科學家的精神讓我明白：科研人的使命，是將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

黑龍江的冬天，零下40攝氏度的寒風能凍裂鋼鐵，卻凍不住科研人的腳步。我的研究方向是鋪面力學與智能監測，目標是讓路在極寒中更穩固。

在國道G331呼瑪試驗路段，我和團隊曾遭遇傳感器線路凍裂的難題。深冬的極寒環境下，我們蜷縮在雪坑裡，用體溫焐熱工具，一點點修復設備。睫毛結霜、手指麻木，但沒人退縮。

監測設備終於恢復，我忽然懂了老一輩科學家說的“科研是苦出來的”。如今，我們研發的路用傳感元件和監測技術，已經應用於北京首都國際機場等重點工程。

黑龍江的冰雪，成了技術的“天然試驗場”。這裡獨有的極端低溫、凍融循環等特殊氣候條件，在對道路基礎設施造成極大考驗的同時，也為我們的路用傳感元件和監測技術提供了豐富且真實的測試場景。我們的成果，正從黑土地走向全國。

同時，作為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的“青年托舉人才”，我深知肩上的責任：青年學者既要當創新先鋒，也要做薪火傳遞者。在團隊中，我常常鼓勵學生參與實際工程，比如讓學生們親身參與國道G331等項目，讓他們經歷解決實際問題的過程，在實踐中領會到：能解決實際問題的研究，才是好研究。

從實驗室到冰天雪地，從青澀學子到團隊領路人，15年的堅守讓我堅信：扎根黑土，不僅是一種選擇，更是一份傳承。在這片承載國家戰略的熱土上，我和無數青年科研人將繼續努力。

（本報記者  郭曉龍採訪整理）

《人民日報海外版》（2025年04月03日 第 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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