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山的回響
——寫在“紅山文化”命名70周年之際
“紅山文化”,一個走進大眾視野就注定不平凡的名字。
距今約6500年的發端史,超100年的發現史,整70年的命名史。時間難掩被泥土遮蓋的光芒。此刻,人們再次聽見了來自紅山的回響。
9月22日,中華文明的璀璨星辰——“紅山文化”命名70周年研討會上公布:
今年發掘的赤峰市敖漢旗下窪鎮元寶山積石塚,是內蒙古目前考古發掘的最大的紅山文化晚期積石塚﹔是內蒙古第一次發現南方北圓、南壇北塚的墓葬兼祭祀為一體的建筑遺存﹔塚內大墓出土的玉龍是目前考古發掘出土的玉龍中體量最大的一件﹔一次性出土百余件紅山文化玉器,基本涵蓋了紅山文化玉器的大部分類型,填補了內蒙古地區考古出土玉器研究的空白﹔石砌建筑遺存為深入研究與探索河套地區石城建筑技術與“藏玉於牆”習俗提供了新線索。
“最大”“第一次”“填補空白”“提供新線索”,每一個字眼都挑動著人們的神經,紅山文化再次用實力展現了驚人魅力。
然而,這次發現也可能只是紅山文化的“冰山一角”,它的全貌是怎樣的,依然讓人充滿了期待和遐想。
回望紅山文化命名70年的歷程,每一步都走得堅實有力,每一次亮相都會驚艷時光。紅山文化的物質遺存和所傳達的精神價值,是全人類的寶貴財富。
發現與發掘:新考古學文化橫空出世
紅山文化的命名,始於1954年。
中國著名考古學家尹達在編寫《中國新石器時代》一書時,根據梁思永先生的意見正式對“紅山文化”命名,迄今為止整整70年。
“紅山文化的定名起步很早,是以二元融為一體內涵為命名標准的。”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譽院長、研究館員郭大順介紹,紅山文化當時被認為是“長城南北兩種新石器時代文化相互影響之后的新型文化遺存。”
“穩定”,是郭大順先生對紅山文化的評價。他說,紅山文化被定名后,展現出很好的穩定性。它是繼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之后第三支命名的史前文化和長城以北地區首次明確的史前文化,也是在此后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的命名被不斷分解、唯一在定名上保持穩定的一支史前文化。
命名70年來,紅山文化的發現與研究碩果累累,先后調查和發掘了西水泉、蜘蛛山、四稜山、胡頭溝、東山嘴、牛河梁、那斯台、小東山、興隆溝、草帽山、魏家窩鋪、田家溝、半拉山、馬鞍橋山、彩陶坡等一系列遺址。
紅山文化的內涵、年代、分期、分布等問題已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成為中國東北地區遺址發現數量最多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僅內蒙古赤峰與遼寧朝陽兩地便發現各類紅山文化遺址1100余處。
“中華第一龍”的發現,是紅山文化的重要時刻。1971年,翁牛特旗三星他拉(現稱賽沁塔拉)村民採集到一件C形碧玉龍,隨后上交給翁牛特旗文化館,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重視。
紅山文化最重要的發掘來自牛河梁遺址群的發現。女神廟遺址、多處積石塚群及一座方形廣場的石砌圍牆遺跡的發現,確認了牛河梁為紅山文化遺址群。
紅山文化的雕塑像,是人們認識紅山文化的重要媒介。其中,敖漢旗出土的“中華祖神”是代表之一。2012年,考古工作者在對興隆溝遺址第二地點進行測繪時,發現人像殘件,最終完整復原一件目前形體最大的紅山文化晚期整身陶人像。
彩陶坡遺址的發掘成果,是紅山文化近年來的一次驚艷亮相。在2022至2023年間,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鬆山博物館等聯合對赤峰市鬆山區彩陶坡遺址進行了發掘,其中一座小型房址內發現的蚌塑龍,是首次發現的紅山文化蚌塑龍形象,進一步豐富了有關紅山文化龍形象與龍圖騰崇拜的認識。
“紅山文化”命名70周年研討會上發布的赤峰市敖漢旗下窪鎮元寶山積石塚考古發現,注定會成為紅山文化發掘與研究歷史上的又一個裡程碑。
“赤峰市敖漢旗下窪鎮元寶山積石塚的發掘,對深入了解紅山文化晚期的社會形態、組織管理、人地關系、玉器加工,探討紅山古國文明階段禮制文明初步形成、西遼河文化探源以及紅山文化申遺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義。”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黨郁說。
比較與研究:中國文化總根系中的重要直根系
紅山文化,擁有中華文明突出的特性,紅山文化的發現、研究與闡釋,始終置於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的宏觀背景之下。
自紅山文化被命名后,紅山文化研究日益受到重視。對遼寧喀左東山嘴遺址的發掘,第一次明確了紅山文化祭壇的形制。紅山文化玉器的綜合性研究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確立了紅山文化玉器在中國史前玉器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紅山文化是早期中華文化圈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早期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文明形成的‘紅山模式’、紅山式玉器等對中華文明的發展作出了獨特貢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韓建業評價紅山文化的歷史地位時說道。
1987年,蘇秉琦先生以仰韶文化與紅山文化的南北交匯即“華山玫瑰燕山龍”為首要內容的《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一文發表。多年過去,“考古尋根”更加深入人心。
進入21世紀,紅山文化與西遼河流域文明化進程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開創出新局面。
在田野考古方面,敖漢旗興隆溝遺址第二地點、赤峰魏家窩鋪的發掘,極大地豐富了紅山文化時期房屋形制與聚落布局的認識。
在西遼河流域文明化進程研究方面,紅山文化被納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之中。2021年,紅山社會文明化進程研究入選考古中國重大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五期將牛河梁遺址代表的紅山文化晚期遺存確証為古國第一階段的典型代表,將中華文明起源的時間推進至距今5800年前后。
至此,紅山文化在中華文明起源中的源頭地位被進一步肯定。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研究館員白玉寶認為:“紅山文化是中國文化總根系中一個重要直根系。”他說,直根系就代表了堅持本色,“壇廟塚、玉龍鳳”是紅山文化帶給全人類的貢獻,其中,對龍的認可就是一種集體現象,這是中華民族在精神上的認同。
闡釋與保護:文化遺產保護是世世代代要做的事情
做好紅山文化的闡釋工作是保護的前提。
在紅山文化命名之后的一段時間內,學術界對紅山文化的范圍、性質、內涵等問題的討論和認識並不明確。
1981年12月,孫守道、郭大順向中國考古學會杭州年會上提交論文《論遼河流域的原始文明與龍的起源》,確認了20世紀70年代在赤峰、阜新、朝陽地區發現的玉龍、玉龜、玉鳥等玉器應均為紅山文化玉器,這是對紅山文化考古新發現研究的開始。
此后,一系列與紅山文化相關的研討會議相繼召開。
1983年7月,朝陽市召開的東山嘴遺址座談會,是首次舉辦的有關紅山文化研究的專題座談會。從1993年至2004年,赤峰學院主辦了三屆“中國北方古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從2006年起,赤峰學院每年舉辦一次紅山文化高峰論壇。
赤峰學院副院長孫永剛介紹:“紅山文化研究院創辦了專刊《紅山文化研究》,從專家訪談、理論研究、陶器研究、玉器研究、經濟形態研究、社會結構研究、意識形態研究等多角度設計專欄,站在學術最前沿,推出大量最新研究成果,2014年至今已經出版了8部專輯。2018年以來,赤峰學院紅山文化研究院進行了一系列紅山文化遺址的調查和多學科綜合研究工作,積累了大量新材料。”
近年來,各地紅山文化遺存之間、同時期各史前文化遺存交流展覽陸續推出。
2019年10月,遼寧省博物館推出“又見紅山”大型展覽﹔2020年10月—2021年5月,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玉出紅山——紅山文化考古成就展”﹔2021年12月,浙江省博物館推出跨年大展“玉·見——紅山·良渚文化展”,精選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文物260余件……
今年6月8日,“文明之光——紅山·良渚與中華文明”在沈陽博物館啟幕,展示了新石器時代不同地區考古學文化的磅礡氣象。近期,赤峰博物院正在舉辦的“華山玫瑰燕山龍——交流互鑒中的紅山文化精品文物展”,吸引了大批觀眾前來參觀。
2012年,紅山后、魏家窩鋪與牛河梁遺址共同被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
一直致力於申遺工作的赤峰博物院院長、研究館員陶建英說:“申遺不是終點,而是文物保護目標的一個過程、一個節點,文化遺產保護是我們世世代代要做的事情,這是最重要的。”
黨郁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她在發布赤峰市敖漢旗下窪鎮元寶山積石塚考古成果時說道:“希望大家不止把目光投向新的發現,還要更多關注紅山文化遺產的保護。”
紅山文化隻有被保護,才能走得更遠,隻有保護好紅山文化及相關考古學文化,持續做好紅山文化的調查、發掘、研究、保護及宣傳工作,才能更好地認識中華文明起源與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與發展進程,更好地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
承古塑新,繼往開來。
紅山傳來穿越數千年的歷史回響,對話站在新的歷史起點的我們,賡續中華文脈,讓弦歌宛轉悠揚,永世傳頌。(記者 徐躍 魏娜 王塔娜 肖璐 李雪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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