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州故城殘存的城牆。

金仙人故事紋銅鏡。

遼綠釉瓷雞冠壺。

遼黃釉葫蘆形執壺。

白塔出土的鈞窯香爐。

萬部華嚴經塔。白林雲 攝

遼代墓葬壁畫。

白塔局部圖。楊彩霞 攝

遼狩獵圖。

　　黃河之水，滋潤萬物。大黑河是黃河上游末端一條大支流，豐州城就位於大黑河沖積扇上，距離呼和浩特市區18公裡的白塔村。公元916年至公元922年間，豐州城建成，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成為南、北方以及中、西方經濟、文化的交融匯集之地。一座白塔、一座古城、一條古驛道，見証了歷經450多年的豐州城的興衰變遷，展現出一幅幅中原農耕民族與北方游牧民族繁衍生息、縱橫馳騁的生動畫卷。

　　2019年，豐州故城遺址列入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遺跡覓蹤 感知繁盛

　　黃河，從青海的巴顏喀拉山發端，幾經回轉，在呼和浩特再度改變方向，向南折入晉陝大峽谷，完成了黃河“幾”字形最大的轉彎。黃河干流流經呼和浩特102.5公裡，留下了深深的印跡。

　　《綏遠通志稿》記載：公元916年至922年間，一座東西橫跨1000米、南北長達1200米的豐州城建成，它歷經450余年。豐州故城建於遼代，是當時的軍事重鎮，到了元代，成為中原通往漠北的重要樞紐。資料顯示：城址近正方形，周長約4500米，可見西牆、東南牆殘高1-2米，南門遺跡較清楚。城牆為夯土筑成，殘高2-10米，有馬面、角樓等遺跡。東、南、西三面辟有城門，並加筑瓮城，地表散布遼代磚瓦、陶瓷片等。城址文化層厚達6米，曾出土多個朝代的精美文物。1970年，城內出土一件國寶級文物——元代鈞窯香爐，巧奪天工，現藏於內蒙古博物院，是中原農耕文化與游牧民族文化交融的結晶。

　　據史料記載：遼代在全國廣建廟宇，在公元983年至1101年間達到鼎盛。現在山西省大同市、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保存的遼代佛教建筑，基本是遼興宗至遼道宗時期所建造。其中，萬部華嚴經塔（約公元965年—969年）位於豐州故城西北角，因為塔身涂了白堊土，通體潔白，故俗稱白塔。潔白無瑕的白塔，在碧空萬裡、白雲漂浮的天宇下，猶如一柄雪白的利劍，直插藍天，與白雲交相輝映，陽光從塔尖洒下，塔身瑰麗多彩，古朴雄渾，這就是呼和浩特八景之一“白塔聳光”。

　　白塔是遼代豐州城遺留至今唯一保存完整的建筑物，也是我國現存遼塔中最精美的一座，雖歷經千年，仍巍然聳立。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白塔內出土了一張中統元寶交鈔，據考証，這張元代紙幣應是世界上迄今發現最早的紙幣實物。1982年，萬部華嚴經塔被列入全國第二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豐州城建成后的數百年中，都處於繁榮興盛的狀態，一度還成為中原地區通往漠北的交通樞紐。元代詩人劉秉忠在《過豐州》詩中曾描述當時豐州城盛景：“晴空高顯寺中塔，曉日平明城上樓。車馬喧闐塵不到，吟鞭斜裊過豐州。”詩中首先提到的就是豐州的標志——“寺中塔”（今白塔）。

　　白塔於呼和浩特而言，不僅是地理坐標，更是歷史文化符號。悠悠碧空，千年古塔，惠風和暢，風鈴陣陣，串起的是呼和浩特悠遠綿長的歷史文化記憶。

　　內蒙古黃河區域文化研究項目負責人康建國說：“黃河上游的最后一條支流大黑河和中游的第一條支流渾河，都在呼和浩特境內匯入黃河。呼和浩特全域都處於黃河流域上，豐富的水資源滋潤了這片土地，孕育了肥沃的土默川平原，滋養了這裡的各族人民。”

　　農牧交錯 和諧共榮

　　自古以來，內蒙古地區就是中國北方各民族繁衍生息、交流融合的家園。內蒙古黃河流域更是核心地帶，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在這裡相互依存，共同發展。

　　《內蒙古黃河歷史文化》系列叢書（中）記載：遼代採取“因俗而治”的治國方針，將國家統治區域劃分為幾個比較大的行政管理區劃，內蒙古黃河流域屬於西京道轄區內，而此區域是以農業生產為主，同時又有畜牧業的區域，這也體現出統治者對農業文明的接受與發展，同時也推動了此時期內蒙古黃河流域成為不同時期我國北方農牧交錯變遷的匯集之地。

　　《內蒙古通史》中這樣寫道：西京道治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所轄州縣位於內蒙古黃河流域及鄰近地區者有豐州天德軍（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東白塔子古城），雲內州開遠軍（今內蒙古土默特左旗）、天德軍（今內蒙古烏拉特前旗），寧邊州鎮西軍（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清水河縣窯溝鄉下城灣古城址），金肅州（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准格爾旗西北），東勝州武興軍（今內蒙古托克托縣東沙崗子古城址）、河清軍（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北部地區），淨州（今內蒙古四子王旗西北地區）。豐州故城一帶是典型的十字路口，從這裡向南進入中原，向北越過陰山進入漠北，向西進入西夏和河西走廊乃至西域。遼代在這裡設置州縣和軍事駐守機構，一方面加強對內蒙古黃河流域的管理，另一方面為當地開發建設提供了官方支持，尤其是官方組織推行的以農業為手段的開發策略，進一步推動了當地的農業生產發展，保障了邊疆的穩固。

　　公元907年—1125年期間，遼代在統治疆域內（即今內蒙古自治區大部）共同發展農牧業，這對於內蒙古黃河流域的開發建設也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金史·地理志》中記載：公元1125年，豐州共有22683戶，如按每戶平均5人計算，則有人口10萬左右，這在當時已是人口較多的州邑了。

　　《內蒙古黃河歷史文化》系列叢書（中）記載：在金朝統治時期，遼朝設置的西京道的經濟文化發展幾乎超過了遼朝全盛時期。金朝在漠南地區除了沿襲遼代州縣建置外，還進行了新的創置。如設置於今內蒙古中西部境內的州府機構主要有：昌州（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太仆寺旗九連城古城遺址）、燕子城（今河北省張北縣北，即金代撫州）、北羊城（即遼代炭山羊城，今灤河上游沽源縣南境）等等。這些機構也成為內蒙古黃河流域開發建設的主要角色，包括以興建定居聚落與移民及土地開墾為手段的開發建設，同時也出現了眾多圍繞著軍事防御的建筑設施。由此可見，此時期不僅僅是在內蒙古黃河流域，在整個北方草原都呈現出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相互融合促進的發展趨勢。

　　絲綢之路 民族交融

　　草原絲綢之路歷史悠久，在遼代達到了歷史上的繁盛時期，豐州城地位舉足輕重。公元1005年，在豐州城設置了一個交易市場，豐州城成為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地區居民進行貿易交換的集市。金、銀礦，鹽業，陶瓷業成為重要經濟來源。到了元代，豐州城屬中書省大同路管轄。豐州城作為南北與東西交通交會點，途經豐州城的各民族、各階層的人絡繹不絕。

　　《草原絲綢之路歷史文化遺產論綱》中這樣寫道：草原絲綢之路大體在黃河流域中下游及以北的今內蒙古地區為起始，通過幾條路線向北進入蒙古高原，抵今鄂爾渾河流域、貝加爾湖諸地，向西或經西伯利亞草原直達東歐，或向西越過杭愛山，沿阿爾泰山西行，向南折入天山以北地區，再向西抵達咸海、裡海和黑海沿岸，乃至更西的歐洲。

　　據史料記載，豐州城按唐代中等城市的制度建設，城內官署、市肆、廟宇、民居等一應俱全。城內各族人群共居，語言多種，文化互鑒融通，經濟空前繁榮，工商業成為城市居民的主業，最主要的商品是瓷器和絲綢。當時的豐州城，除了共同生活著漢族、北方游牧民族，還有來自中西亞的“色目人”等，共同促進了豐州城的民族融合發展。

　　從白塔內發現的石碑碑刻文字可見，豐州城不僅規劃齊整，而且工商業發展水平很高。城內有東南、東北、西南、西北四坊，還有牛市巷、麻市巷、染巷、酪巷等行業街區。碑文中還出現了不少以漢族姓氏命名的村庄，如李家戶、薛家村，也有以少數民族語言來命名的村落以及部落名稱，反映出當時豐州及其周邊地區多民族共處的情況。

　　《元史》記載：豐州人耕田種地、做買做賣，過著怡然自樂、相當富足的生活，使得豐州城到處呈現出繁華興盛的景象。（內蒙古日報社融媒體記者 郭偉偉）

　　（圖片除署名外由鄂爾多斯博物館、內蒙古博物院、烏海博物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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