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樂古城航拍遙感圖。

山西省大同市沙嶺北魏壁畫墓。

牛角金步搖。

玉天飛像。

“晉鮮卑歸義侯”金印。

北魏站立鐵牛。

　　盛樂古城，是拓跋鮮卑代政權時期的北都。位於呼和浩特市和林格爾縣之北的和林格爾土城子遺址，為盛樂古城遺址,是內蒙古黃河流域面積較大、保存較好、跨越歷史年代最長的古城遺址。

　　從春秋戰國到遼金元時期，中原王朝先后在這裡設立行政管理機構，並建立都城。遺址及出土文物為研究內蒙古黃河流域的歷史地理、社會經濟以及文化交流等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見証。

　　2021年，和林格爾土城子遺址入選國家文物局公布的《大遺址保護利用“十四五”專項規劃》。

　　拓跋肇啟 從大興安嶺到土默川平原

　　黃河蜿蜒東流，穿越黃土高原，進入內蒙古高原后水勢平緩，由黃河及其支流大黑河沖積而成的土默川平原在陰山南麓逐漸開闊。土默川，即古之敕勒川，野沃土肥，河流海子眾多，大黑河蜿蜒貫注。和林格爾縣位於土默川平原中南部，地處黃河流域向蒙古高原過渡地帶。

　　張久和主編的《內蒙古通史》中記載，和林縣歷史悠久，秦屬雲中郡、西漢置定襄郡，北魏時曾建都盛樂，唐代置單於大都護府，成為北方地區最為顯赫的古代歷史名城，其后歷代都設縣置郡。

　　盛樂古城東傍蠻漢山，北依大青山，西瀕黃河水道，南扼古道殺虎口，地處中原通往北方地區的山口要沖。

　　相傳拓跋鮮卑部落最早發源於大興安嶺的嘎仙洞，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馬大正主編的《中國邊疆經史略》記載，公元一世紀，拓跋鮮卑從嘎仙洞出發，一路南遷，歷經九難八阻，進入內蒙古黃河流域地區。

　　公元258年，拓跋力微從大青山后進駐到土默川平原，柴燎祭天建代國，定都於定襄之盛樂（亦稱“盛樂古城”），公元386年拓跋珪改國號為魏，仍定都盛樂，史稱北魏。

　　巍巍興安，茫茫敕勒，都留下拓跋部落遷徙的歷史印跡。在與其他民族交往交流的互動中，最終脫穎而出。

　　北魏於盛樂建都時，政治和文化都展現出多元多樣性。該遺址可能是北魏重鎮盛樂城和唐單於大都護府故城址，呈不規則多邊形，南北長2250米，東西寬1550米，總面積349萬平方米。夯土城牆殘高10米，城門、瓮城、角樓及建筑基址保存尚好，城內街道依稀可辨。城南區現存的南牆和東牆南段，建於戰國，盛於西漢，北魏時修繕。北區現存東、西、北牆和西南牆，主要屬唐代遺址。中區現存東、北牆，可能為遼、金、元城址。

　　之后，從1997年—2007年的10年間，內蒙古考古工作者在和林格爾土城子遺址周邊清理發掘的代、魏墓葬可分為豎穴土坑墓、偏穴室墓、台階一斜坡墓道土洞墓及磚室墓等，多為單人仰身直肢葬，部分墓葬有殉牲，隨葬品有陶器、銅器、鐵器等。

　　內蒙古黃河流域的北魏時期遺址還包括“美岱村”“大學路”等地的北魏墓葬，以及鄂爾多斯准格爾旗的“沙圪堵石子灣”遺址、武川“壩頂”遺址等。

　　和林格爾土城子遺址以及各軍鎮的考古發掘材料歷史序列完整，文化內涵豐富，是研究黃河流城城鎮建置、中國北部邊疆地區治理體系形成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實物資料。

　　革故鼎新 從遷都中原到漢化改革

　　公元398年，拓跋珪建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東北部地區），完成了拓跋氏興起以來的第二次建都，拓跋珪的國都從盛樂遷至平城。

　　《魏書·食貨志》記載：“天興初，制定京邑，東至代郡，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為畿內之田﹔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勸課農耕,量校收入,以為殿最。”代郡、善無、陰館、參合為平城京畿四至，其中參合（今內蒙古烏蘭察布市黃旗海盆地）為京畿北界。

　　大同，漢魏時稱平城。道武帝天興元年(公元398年)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作為北魏的都城。這個時期，北魏社會發生了重要轉型，拓跋氏仿效中原傳統制度，逐步建立起中原式治理體制。同時，通過遷徙大量人口充實京畿地區，筑城池、修苑囿、定律令、制禮樂、造渾儀、考天象，確立度量衡制度，發展經濟，黃河流域迎來了較長時間的穩定和發展。

　　拓跋珪高度重視漢族儒士，頒詔令設置五經博士，國子監太學生增至3000人，儒學隨之在北魏發展起來，並在廣泛參考漢族典章制度的基礎上，結合本民族的特色制定了新的典章制度。

　　拓跋珪進入中原后，十分注重保護農業生產，嚴禁損害農作物。建都平城后，圍繞著平城建造了大量定居建筑，民眾被大量遷徙於此，由此奠定了對都城周邊地區早期開發建設的社會基礎。

　　這一時期，北魏以盛樂為舊都，在盛樂建有雲中鎮、朔州，並在北疆地區設立六鎮，護衛盛樂、平城。設置的6個軍鎮中，有5個位於今內蒙古地區（沃野鎮、懷朔鎮、武川鎮、撫冥鎮、柔玄鎮）。軍鎮是北魏創設的軍政合一的機構，居住於軍鎮內的居民為多民族雜居，由此構成了當地多民族交往交融的社會生產與生活格局，促進了此時期內蒙古黃河流域的農業發展。

　　在此期間，北魏維護了西域道路的暢通，保障了商貿往來，為中原的經濟、文化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資治通鑒·齊紀·魏遷洛陽》中記載：“魏主自發平城至洛陽，霖雨不止”，魏主即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他在位期間大力推動社會進步，“離散諸部，分土定居”，在發展游牧經濟的同時，鼓勵發展農業生產。推行的“息眾保農”“計口授田”，使得北魏時期經濟顯現繁榮強盛。

　　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孝文帝將都城從平城遷到洛陽，開啟了一次全面漢化改革運動。拓跋鮮卑學習中原文化、儒家思想，使其與自身的民族文化交匯融合，推動了當時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開創了北魏洛陽時代。洛陽成為北魏時期民族、藝術宗教文化融合的熔爐。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董新林認為，拓跋鮮卑從土城子建立盛樂城，到后來把都城遷到現在的大同，再到孝文帝又把都城遷到了洛陽。“這個舉措實際是反映了鮮卑民族逐漸融入中華民族這樣的一個歷史過程，這是我們一個考古學的實証。”

　　相倚為強 從包容互嵌到融通共進

　　長期以來，位於呼和浩特市托克托縣境內的戰國時期的雲中古城，被學者認為是北方草原地區出現的第一座古代城市，距雲中古城直線距離40余公裡的和林格爾土城子遺址的考古發現，改寫了這一歷史。孝文帝拓跋宏遷都洛陽前后，廢雲中鎮，存留朔州，朔州下轄盛樂、雲中二郡。據考証，雲中鎮、朔州及盛樂郡的治所為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縣古城村古城，雲中郡治所為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爾土城子古城，這是內蒙古黃河流域最大的古城遺址。

　　在土城子遺址內發現了大型建筑台基、房址、水井、窖藏等重要遺跡。古城外圍發掘了春秋、戰國、秦漢、魏晉、隋唐、遼金元等各個歷史時期的大量墓葬，出土了陶器、瓷器、銅錢、帶鉤等隨葬品上萬件。

　　在內蒙古博物院珍藏著的一把戰國時期的青銅劍，就出土於土城子遺址。這把青銅劍長40厘米，寬5.5厘米，劍莖呈雙環節狀，劍身單脊直刃，通身為青銅鑄造。內蒙古博物院原院長陳永志介紹，這把青銅劍與越王勾踐劍的形制是一樣的，雖沒有那種復雜的工藝，但是從整體的形狀來看，帶有這種環形劍柄的劍，都是越式劍，這與湖北博物館鎮館之寶“越王勾踐劍”頗有淵源。“和林格爾土城子地區實際也存在著非常發達的青銅文明，說明當時這裡和中原地區的文化交流是非常頻繁的，更重要的是中原先進的青銅冶煉技術、發達的青銅文明，已經逐漸北移到中國的邊疆地區。”

　　經過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部門多年來的考古發掘，陸續出土了北魏鑲嵌寶石金豬佩飾、唐三彩鸚鵡提壺、貼塑塔形釉陶器及北魏、唐壁畫墓等，這些遺跡、遺物自戰國至元明，沒有缺環，且自成序列，是研究內蒙古古代社會歷史以及中原與北方民族之間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史跡。

　　張文平、包桂紅所著《內蒙古魏晉北朝考古綜述》中寫道，從和林格爾縣雞鳴驛北魏壁畫墓發掘看來，其壁畫內容在展示北方民族與中原雜糅景象的同時，也表達了他們崇尚自身傳統的心理以及相互的包容。

　　此外，年代大體為5世紀中晚期的錫林郭勒盟伊和淖爾墓群出土的器物，同樣也較為完整地展示出北魏以包容開放的態度吸收糅合來自各方文化因素的繁榮現象，隨葬品的造型風格、制造技術等所反映的文化聯系可達巴克特裡亞乃至黑海北岸地區。如此種種，均體現了在民族大流動時代北魏通過草原絲綢之路溝通古代東西方世界的盛況。

　　北魏，從內蒙古黃河流域的盛樂出發，走向中原腹地，隨著人口遷徙，依托農業與游牧生產的融合，客觀上使得草原文化與中原文化相互嵌入，彼此包容，也為北魏的文化繁榮注入了新的元素。例如，大量的南方藝人被北魏皇室召至皇宮中，他們帶來了繪畫、雕塑、音樂等藝術形式，使得北魏的文化更加多元化。

　　單從服飾變遷角度來說，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華民族著裝發生大變動的關鍵時期。由於當時的草原民族同中原地區來往頻繁，胡服一度引領時尚。圓領、緊身和下擺開衩的胡服對漢族的著裝習慣產生了重大影響，並直接帶來了隋唐時期兩京地區圓領袍、蹀躞帶等服飾的流行。

　　彼時，內蒙古黃河流域已存在相當數量的農業定居人口，盛樂古城也經歷了數次的繁榮，這表明依托黃河流域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優勢，中華民族在這裡交融興盛。定居必然導致農業的繁盛及對自然環境更深入的開發利用，其中以對自然環境的改造性開發利用為多，反之亦然，這也使得內蒙古地區的農業條件逐步改善。

　　2021年，和林格爾土城子遺址入選國家文物局公布的《大遺址保護利用“十四五”專項規劃》。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遺址及周邊墓葬考古資料整理與研究項目團隊正在全方位推進考古遺址公園建設，持續開展大遺址的考古發掘與研究。

　　“內蒙古自治區將對以和林格爾土城子古城為切入點建立黃河文化深度研究的時代標尺，以進一步弘揚和傳承黃河文化，通過課題研究成果來推動黃河文化高質量發展。”該課題首席專家、內蒙古博物院原院長陳永志說。（內蒙古日報社融媒體記者 武峰 郭成）

　　（圖片均由鄂爾多斯博物館、內蒙古博物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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