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遺址瓮城。高興超 攝

朱開溝遺址出土的石斧。

永興店遺址出土的陶盆。

永興店遺址出土的陶鬲。

后城咀石城全景。

准格爾旗古村落。

　　“城邦”依河而建，歷史沿河述說，中華五千年的燦爛文明離不開黃河。

　　大黑河、渾河、窟野河……無數條支流匯聚成氣勢磅礡的黃河，它滋潤了內蒙古黃河流域這片富饒而神聖的土地，使之成為周邊農耕文化的誕生之地。

　　生活在內蒙古黃河流域的先民共同開拓了遼闊的疆域，書寫了悠久的歷史，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培育了偉大的民族精神,各民族之間的融合成為歷史發展的主流。

　　追根溯源

　　城市雛形初顯

　　大河奔流，生生不息。

　　作為黃河支流的渾河發源於山西省平魯縣，在殺虎口附近流入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和林格爾縣境內后，先自東向西流，然后又折向西南進入清水河縣，於岔河口附近匯入黃河。

　　從三晉大地到土默川平原，渾河一路走來不僅有陶寺遺址“經天緯地、照臨四方”的文明成就，更有環岱海遺址群聚落的“城邦”雛形。

　　渾河主要支流有古力半吉河、清水河等，河流全長約200公裡，內蒙古境內長約119公裡，流域面積約2500平方公裡。

　　座落在岱海西北部30公裡的永興老虎山南坡上的老虎山遺址，北依蠻漢山，南臨與岱海相連的低窪地帶。老虎山東側,有老虎溝,溝內常年流水不息,向南流入渾河。

　　老虎山遺址於1982－1986年由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進行發掘，被認定為早期龍山文化的新類型。

　　龍山文化因山東省濟南市章丘區龍山街道龍山村城子崖遺址得名，龍山文化沿黃河流域一路西上，以山西省臨汾市襄汾陶寺——中央邦國為中心、陝西省榆林市神木石峁為西端橋頭堡，推動黃河流域形成了較為統一的文化局面，為黃河流域大大小小、密布林立的城邦國家提供了第一個較為統一的文化形態。

　　老虎山文化特征是以石筑的聚落圍牆、窯洞式房屋及斝式鬲為代表的陶器群，其中“鈍尖底斝”是國內目前發現最早的斝，在國內同時期器物中獨具特色，代表了當地人類文明的較高發展水平。

　　老虎山遺址的聚落分為石城和普通聚落兩大類，石城聚落分布在陰山南麓、岱海湖、黃河兩岸三個區域。此外，在環岱海遺址群的老虎山遺址、大廟坡遺址等處均發現了石砌圍牆遺跡，說明當時的聚落已經有了完整的軍事防御體系，被考古學和歷史學界普遍認為城市雛形初顯。

　　對老虎山遺址不同文化層的考古發掘顯示，在烏蘭察布地區南部黃土丘陵區出現了窯洞式房屋，房屋的地面和牆壁上還抹有平整的白灰面，這種窯洞式房屋是國內目前發現的時代最早的窯洞式房屋，在遺址內還發現有小型陶窯，是內蒙古中南部黃河流域發現的最早的陶窯。

　　從房屋的分布格局來推斷，此時已經出現了家族或更大規模的社會組織，並出現貧富差距。而數量較多的陶窯、儲藏坑、泥坑、工作面等，折射出老虎山文化時期當地人類社會制陶業已形成相應的規模，而且也有了一定的分工。

　　中國現代考古學家蘇秉琦也認為，老虎山遺址中出現石頭壘的城堡、祭祀台、燒制的白灰敷壁、規范的火塘等，表明當時的內蒙古黃河流域中南部地區的先人已邁入“古國文明”階段。

　　在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韓建業看來，以距今約4200年為界，老虎山文化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一些地方性差異。就后期來說，以陝西榆林神木石峁古城為代表的陝北遺存就和鄂爾多斯、晉中北、冀西北等地的龍山文化遺存不完全一樣，可稱其為老虎山文化的“石峁類型”。“從其淵源都是仰韶文化來判定，老虎山文化石峁類型，應同屬於黃帝族系后裔的文化”。在內蒙古清水河縣黃河邊上發現的后城咀石城，其年代與陝西榆林神木石峁石城遺址同期或略早。

　　韓建業認為，陝西榆林神木石峁遺址的發現石破天驚，其三重石城、巍峨皇城台……精美詭譎的浮雕，數以千計的玉器等都昭示這裡存在過一個有別於中原和東方的早期國家或早期文明社會。而在同時期，在晉南臨汾盆地已經出現了發達的陶寺文化。

　　陶寺都城近300萬平方米的宏大體量，豪華大墓、精美玉器印証著以老虎山遺址為代表的老虎山文化作為中華文明較早點燃的星火，影響了中華文明發展的軌跡。向東推動了燕山南北夏家店文化的發展，向南促進了汾河岸邊陶寺古國的誕生。

　　因此，內蒙古黃河流域遠古文明的發展印証了中華大地各區域文明早期的交流互融，是中華文明兼收並蓄文化精神的重要呈現，並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有力的歷史實証。

　　更迭交替

　　人口向暖濕地區遷移

　　奔騰咆哮的黃河，一瀉千裡。

　　流經河套平原到清水河一路南下流到老牛灣，便被牢牢地束縛在峽谷中。黃河從這裡入晉，蒙晉陝黃河大峽谷從這裡開端，呼和浩特市清水河縣、山西省偏關縣、鄂爾多斯市准格爾旗“三地傍一灣”。

　　龍山文化時期內蒙古黃河流域最具有代表性的古人類遺跡永興店遺址就在准格爾旗哈岱高勒鄉。該遺址地處溝壑縱橫的鄂爾多斯高原東北部，黃河在此東流南折，河東南與山西為鄰，南與陝北接壤。

　　20世紀90年代，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專家在此發掘出大量灰坑以及方形半地穴房址、灰溝和墓葬，出土的生產工具種類繁多且用途多樣，在清水河串刀遺址和准格爾旗寨子上遺址還發現了集中生產石環的情況，這些都表明相對集中和專業化的手工業生產在此地已經出現。從出土的器型及紋飾等分析，永興店文化的興起既有在當地自發生長的獨特性文明特征，同時也對周邊地區的人類文明有所借鑒，充分展示出內蒙古黃河流域古人類文明在此時期出現的新的階段性發展特征。

　　由於1928年考古學家吳金鼎在龍山鎮發現了舉世聞名的城子崖遺址，發掘出了與石器、骨器共存的薄胎而帶黑色光澤的陶片。根據這些發現，考古學家把這些以黑陶為主要特征的文化遺存命名為“龍山文化”。所以，龍山文化也稱為“黑陶文化”。

　　永興店遺址出土陶器的基本組合是大袋足雙鋬鬲、鼓肩繩紋罐、單把斝、斂口瓮、斜腹盆、雙耳罐和高柄豆等，陶質器物以灰陶為主，另有少量灰褐陶和黑陶。

　　中央民族大學特聘教授、邊疆考古研究院院長魏堅認為，永興店文化與山西晉中、忻定和河北張家口地區以矮領胖袋足雙鋬鬲為代表的遺存在文化面貌上有諸多一致性。因此，永興店遺址在研究整個內蒙古黃河流域原始社會晚期以及青銅時代早期歷史領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鄂爾多斯市博物院副院長李銳在與崔思朋共同編著的《內蒙古黃河歷史文化》中有這樣表述：從距今約5000年之后，包括內蒙古黃河流域在內的北方大部分區域的氣候逐漸由暖濕向干冷轉變。到距今約4500年，氣候條件呈現出較強的干冷特征，不利於農業生產的發展，人口開始向暖濕地區遷移，分布范圍和遺存數量大幅縮減。

　　繁衍生息

　　第一次社會大分工完成

　　窟野河川流不息，朱開溝壑塹縱橫。

　　人類的文明總是以江河、水源為依托，“依水而居、逐草而遷”，這是遠古人類基本的生存法則。

　　朱開溝季節河自東北向西南流，至納林塔注入書會川，再向南流入牛川、窟野河，后匯入黃河。黃河及其支流提供的水源以及由黃河沖擊而成的肥沃土壤，也為當地農業生產與生活提供了必要前提，這也是內蒙古黃河流域早期人類生存的重要依托。

　　朱開溝文化延續時間比較長，跨越了龍山文化晚期、夏時期、商（商代早期）時期。隨著沿北緯40°內蒙古、晉北、冀北、遼西一線夏商考古的深入展開，朱開溝遺址所出土器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銅器等，內涵豐富、特征鮮明，為深入研究內蒙古中南部黃河流域地區的古代歷史提供了珍貴的實物史料。

　　綜合分析朱開溝遺址發現的農業生產、農作物加工等工具的種類及數量，以及位於人們居住房屋之間的數量眾多、形制規整的貯存糧食的窖穴和家豬養殖業、釀酒業的發展程度和規模等可知，朱開溝時期的人類社會農業生產應處於相當高的發展階段，其產品不僅可以滿足當時人們的日常食用並有相當規模的儲存以備不測，而且還可以拿出一部分剩余產品用於家豬養殖、釀酒和交換。因此，朱開溝時期內蒙古黃河流域的原始農業生產得到了較快發展，但原始農業在朱開溝文化期內（即文化的中后期）也逐漸走向衰落。

　　相關研究表明，朱開溝文化自早期至晚期的自然環境經歷了從森林草原向典型草原環境的演變過程。

　　《內蒙古通史》稱：自然環境的變化影響了人類生產及生活方式的變化，當地的原始農業也逐漸被畜牧業所取代，或是兩種經濟類型共同存在，半農半牧或農業的生產方式開始形成並向南、東方向移動。

　　長期對“暖期氣候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影響與人類適應研究”的北京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部教授方修琦曾撰文指出：“在此時期內，整個中國北方地區的溫度明顯下降，標志著全新世大暖期的結束”。而朱開溝遺址出土器物形態與功能的變遷，是內蒙古黃河流域氣候冷暖波動、農牧業更替的較好見証。

　　朱開溝遺址出土器物也顯示出，從夏代到商代早期，牧業成分在逐漸增加。商代晚期南流黃河兩岸的青銅器組合反映了游動性和武裝型萌芽，農業成分進一步減少。

　　受自然環境影響，朱開溝地域人群適時改變土地的利用方式和經濟結構，社會經濟由農轉牧或半農半牧，形成中國北方畜牧文化的雛形，完成了第一次社會大分工，這對於中國古代社會發展史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根據考古發掘材料研究，自朱開溝遺址第三段開始，出土了數量較多的青銅器，青銅器的出現與使用，是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裡程碑。從此，人類由石器時代進入了物質文化史上的第二個時代——青銅時代。

　　（內蒙古日報社融媒體記者 武峰 丁寧 郭偉偉）

　　（圖片除署名外由鄂爾多斯市博物院、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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